本文转载并翻译自The Guardian，原文发布于当地时间8月6日，作者Jonathan Liew。

导语：如果国际足联的权力体系本身没有改变，那么换掉一个主席能有什么用？从资本、政治到足球本身，因凡蒂诺或许只是这场漫长博弈中，暂时站在风暴中心的那个人。

近几十年来，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沿岸、与首都拉巴特隔河相望的塞拉市，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巨变。

本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充满粗粝气息的工人阶级社区。当地老城区依然破败斑驳，甚至因为其破旧程度，曾在电影《黑鹰坠落》中充当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替身”。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推动下，这一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

短短40年间，这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贫民窟被清除，其中许多清拆行动甚至是强制进行的，而腾出的土地则被用于建设一系列宏大的大型项目：全新的有轨电车系统、面向高端游客的豪华休闲区域、闪耀的新码头、名为“Technopolis”的顶级商务园区，以及从去年7月开始使用的国际足联的非洲总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充斥着剧烈变革与贪婪、坚定意志与野蛮资本主义的地方，似乎恰恰是一个陷入围困的军阀最适合选择的地点，在那里，他或许会试图进行自己绝望的最后抵抗。

因凡蒂诺此次陷入的危机，并非突然发生。自2016年出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一直在推动国际足联扩大商业版图和赛事规模，从世界杯扩军，到推动新世俱杯，再到不断引入资本和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正在越来越像一家全球化体育商业集团，而不仅仅是一个足球治理机构。外界开始担心，世界杯这一原本属于整个足球世界的公共资产，正在被一步步金融化、资本化。如今，围绕出售相关权益的争议，终于成为压垮双方关系的导火索。

据《泰晤士报》报道，本周，因凡蒂诺一直“躲在”塞拉，试图挽救自己的国际足联主席生涯。据悉，因凡蒂诺的助手们一直在紧急联系传奇球星们。这些人都是国际足联聘请的前职业球员大使。因凡蒂诺的助手希望说服他们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周三，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戈决定打破沉默。他直言：“因凡蒂诺必须下台。”菲戈还猛烈抨击了因凡蒂诺计划将世界杯部分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做法，并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低劣、最欺骗性、最卑劣、最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行为”。

看来，菲戈的答案已经非常明确了。

与此同时，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以及亚足联的负责人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向国际足联施压。一种方案是发起“治理抵制”，也就是各成员拒绝参加国际足联的会议，也拒绝批准国际足联作出的决定。

而更加极端的方案，则是举办一项与世界杯类似的竞争性赛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从国际足联体系中脱离出去。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刻，这一切确实让人感到痛快、振奋、畅快淋漓，甚至有一种因果报应终于到来的感觉。看到因凡蒂诺终于遭受他早就应该承受的猛烈反击，我们确实都应该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但即便如此，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又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毕竟，距离国际足联首次提出出售部分商业权益，已过去将近8年。

2018年，因凡蒂诺原则上与日本软银集团达成了一项协议。软银集团的主要资金支持者恰好是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根据这项协议，国际足联计划扩军世俱杯，同时推出全球国家联赛。这项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当时几乎没有出现过去两周以来这种强烈的抗议声，也没有如今这般近乎末日式的威胁。

距离那届充满污点、血迹斑斑的卡塔尔世界杯已经过去4年，那场“今天我感觉自己是同性恋”的演讲，也已经过去4年。正是那场演讲，让国际足坛最重要的管理者之一因凡蒂诺沦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距离沙特阿拉伯在一场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准备参与竞争的申办过程中，拿下2034年世界杯举办权，也已经过去2年。距离国际足联在一片关于球员福利和健康问题的质疑声中，强行推动新世俱杯落地，则已经过去3年。

距离奥马尔-阿尔坦在原本应该执法的一届世界杯上，被美国方面毫不留情地拒绝入境，也已经过去2个月。距离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在一项所谓“独立”的程序中被推翻，也已经过去1个月。

事实证明，那些一直掌握着因凡蒂诺命运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似乎从来没有把上述任何一件事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多年来，无论是不公、羞辱、对国际足联声誉和环境造成的损害，还是对既有规则和体系的破坏，以及各种幕后操纵和利益交易，还有那些在施工过程中失去生命的外籍劳工，这一切似乎都一次次在掌声和支持声中被轻易放行。

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除了眼下这个让野心勃勃的足球管理者们有机会夺取因凡蒂诺帝国控制权的短暂窗口之外，这一切究竟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十多年前，已故的前英格兰足总主席特里斯曼勋爵曾将国际足联形容为一个“黑手党家族”。时至今日，这个形容依然没有丝毫过时。

从很多方面来看，国际足联都是一个凌驾于普通法律和规则之上的组织，它游离于传统政治和经济体系之外，按照自己的规则和道德准则运转。

维系这个体系的，并不是公众的认可和授权，而是一套类似封建制度的效忠、进贡与保护关系。它的权力更迭也不是通过立法或政权推翻来实现，而更像是偶尔发生的暴民式“斩首”，通过集体行动推翻掌权者。

因凡蒂诺这项投资计划在道德层面存在明显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它在经济层面的荒谬。毕竟，对于一位把创造收入、提升营收能力视为自己执政根基的主席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称得上经济常识匮乏。一个钦定的买家，也就是约书亚-库什纳；一个凭空抛出的数字，也就是200亿美元；再加上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最后期限，也就是9月19日。

这真的是为自己的资产争取最高价格时应该采取的方式吗？还是说，当你想从自己“无私创造”的巨额财富中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一块蛋糕，同时又因为章程规定还必须继续担任一届主席时，你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

如今回过头来看，似乎已经很清楚，因凡蒂诺对于打破规则、突破惯例的执着，其实是一种效忠测试，就像他身上的“日本黑帮纹身”一样，是在向亿万富豪投资者阶层证明，他确实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当因凡蒂诺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四面受敌时，据报道，他的第一反应是向特朗普求助，也就不足为奇了。特朗普可以成为他的靠山，为他提供保护，而两人本质上也是同一类人。

人们常说，因凡蒂诺只是症状，国际足联才是疾病。但事实上，国际足联同样只是症状。真正的疾病，是资本主义，是对人类本身的漠视，是一种坚信有些人生来就应该统治别人，而另一些人注定只能服从的观念。

而这种癌症，将会长期潜伏在我们的许多制度和机构之中。即便因凡蒂诺已经拍完人生最后一张名人自拍，即便他已经吃完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最后一个巨无霸，即便新的国际足联管理层打着改革的旗号、佩戴着象征改革的选美绶带走进这扇大门，这种病依然不会消失。

足球，这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民运动，当然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生命力恰恰来自自身强大的创造力，以及不断适应变化、却又不会被这种变化彻底摧毁的能力。这既是足球的魅力，也是它的诅咒。

就像塞拉的城市天际线一样，足球也在不断变形、移动、扩张，经历城市更新与阶层重塑，并不断膨胀到几乎面目全非。如今的足球，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它与过去之间的联系。这片土地依旧是当年它的先辈们曾经站立过的土地，这片球场依旧是那片球场。

但曾经的码头，已经永远消失了。